在平江起义纪念馆有一件特殊的藏品：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印章。这枚印章为木质圆形，直径10 厘米，周长 31 厘米，边高 1.7 厘米，刻有 20 个繁体隶书字。内圈铸有地球、斧头、镰刀、稻穗、五星所组合的圆形图案。其由来也是机缘巧合：一位干部在黄金洞下乡入户走访的时候，无意中在一位老奶奶家里发现，当时这枚印章被当作茶叶罐的盖子！该干部以高价购得，后由县文物部门征集。而这枚印章有银质和木质2个版本，银质印章陈列在江西宜春市万载县的湘鄂赣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1994 年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枚印证着湘鄂赣边区人民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的银质大印，在 1934-1964 年间整整“失踪”了 30 年。而说起它的失而复得，就不能不提到发生在湖南平江县两位老伐木工人身上一段有趣的故事。

1958 年秋，年轻力壮的郭桃仁，从湖南平江县来到相邻的江西万载县官元山林场做伐木工人。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 吃苦耐劳，场部于 1960 年调他到紧邻铜鼓边界的检坑作业队任队长。1963 年秋，郭桃仁的弟弟郭兴仁也从平江老家来到官元山检坑伐木队做小工。当年 10 月的一天，郭桃仁带着弟弟上山找杉条。干了一会儿，弟弟郭兴仁去山中解大便。忽然， 从厚厚的腐叶下，发现一只已腐烂不堪的黑色牛皮包，形同旧时医生用的皮箱子。郭兴仁用手一提箱子，早已腐朽的皮箱子顷刻裂成数块，提手上只剩下几只锈迹斑斑的铁夹扣， 一沓已烂成纸泥的文件露出来，还掉出一只圆形大印，印章是银质的，在密林中透射进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中午时分，郭氏兄弟把印章带回了杉皮小屋（伐木队驻 地）。郭桃仁把印章放在泉水中洗净，印章越发显得银光闪耀。他把印章蘸上印泥，在笔记本上连盖了好几个印模，只 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20 个隶书字（繁体）清晰可见。遗憾的是，郭氏兄弟都仅上过一年学，这印上的 20 个字，几乎有一半不认识，所以，他俩也就不知道这枚大印的重要性，也就不知道多年前发生在当地的那场如火如荼的革命风暴……

1930 年冬到 1931 年秋，湘鄂赣苏区在反“围剿”中得到迅速发展。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1931 年 7 月，中共湘鄂赣边区在浏阳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组成了湘鄂赣委。1931年10月，湘鄂赣省委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平江县举行，选举产生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

1932 年 4 月，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迁入万载 县仙源乡（与平江、铜鼓交界）办公。在仙源期间，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除领导军事斗争外，还办起了兵工厂、造币厂、 被服厂、红三医院等，并创办了《红旗》《战斗日报》《工人斗争》等报纸。后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鄂赣苏区 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仙源更是敌人的重点进攻对象。

1934 年 1 月，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全部撤出仙源， 向铜鼓县转移。由于遭到敌机轰炸，转移途中不可避免出现人员伤亡和文件、物品损毁或散失等情况。

很显然，郭氏兄弟在山上作业时无意发现的这枚印章， 就是多年前省苏维埃机关人员在撤退途中散失的重要物品之一。

但由于郭氏兄弟不了解过去这段革命历史，也就没把这枚“重量”级的印章当回事，所以也就没有向林场领导汇报，只是将印章随便往衣物箱里一塞，便又和几个工友日复一日地上山伐木去了。

1964 年春，郭桃仁接到场部通知，前往万载县城出席全 县的林业工作会议。会上，郭桃仁与其他参会者一样，拿出笔记本记录。写不出的字，就画些符号代替。但让郭桃仁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就在上午散会时，挂在会场正厅石柱上的大喇叭播出了一条通知：“请官元山林场检坑作业队队长郭桃仁同志，吃完中 饭后马上去会场对面的县公安局接待室！”通知连播了三遍。郭桃仁顿时心里像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不由寻思：我不是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 也没犯什么法，公安局可不是个好去处呀！他百思不解，这个莫名其妙的通知，硬是让这位老实巴交的林业工人身冒冷汗，忐忑不安……

县公安局的干部老潘接待了他。老潘开口就问：“笔记本带来了没有？”他一怔，随即老实回答：“带来了，笔记本一般是随身带着。”他心里暗暗叫苦：看来真的是上午的会议笔记惹的祸。于是一边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递过去，一边申辩道：“公安同志，我文化低识字少，碰到不会写的字 时才画些符号代之，绝无对县领导不敬、对会议不满之意。” 然而，老潘却翻开笔记本，指着盖了“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湘鄂赣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印章的那一页，严肃地询问是怎么一回事。郭桃仁便一五一十地把在检坑原始森林中发现大印的经过向老潘做了汇报。听完介绍，老潘郑重地叮嘱 郭桃仁，此事关系重大，在没有得到县公安局通知之前，不 得离开会议驻地。

   第二天清晨，县公安局调了三部大卡车，满载着公安人 员和民兵，由郭桃仁带路，直奔距县城 50 多公里外的官元山林场检坑作业队。

在急速奔驰、起伏颠簸的卡车上，老潘向郭桃仁说明了此次进山的任务和目的：一是将该印章收归政府保存；二是在发现印章的地方进行全面搜山，看看还有没有老红军的遗物；三是查找红军烈士遗骨，给予迁葬。但是，100 多名公安人员和民兵在大印发现地搜查了一整天，一无所获。最后 带着郭桃仁捐交的这枚印章返回县城……

不久，这枚失落了 30 年的苏维埃大印安放在中共湘鄂 赣省委旧址纪念馆里，重新回到了它久别的故居。

由此可知，银质印章是在 1934 年省苏维埃政府与省一道撤出小源，向铜鼓、幽居一带转移时遗失的，然而，湘鄂赣苏区的活动并没有就此停止，1934 年初，湘鄂赣苏区在支持、配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也付出了惨重 的代价，提前三个月进入三年游击战争。当时陈寿昌担任苏 区的执行委员，在敌众我寡 、实难胜敌的情况下，陈寿昌率部向平江龙门山区转移，“六、七月事变”后，他代表省委，把“坚决为巩固黄金洞基本苏区，以开展湘鄂赣斗争局面”，“恢复与壮大红军力量，保卫并联系苏区”作为湘鄂 赣党组织的最主要的战斗任务。因银质印章遗失，改用木头 制作了相同的印章办公。

游击战争异常艰苦，曾经历三起三落，黄金洞、大江洞、 辜家洞等几十座高山峻岭不仅是红军天然的后方基地，更是 红军进退攻守的战略基地。在频繁的转战中，人员伤亡和物 件丢失的情况很常见，于是就有了木制印章丢失在黄金洞的 山里，被不识字的老奶奶捡到当茶叶罐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