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 念 伯 伯 彭 德 怀

彭  钢

时间流逝得那么快,亲爱的伯伯彭德怀离开我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间，不知有多少人对我说，伯伯是一场悲剧的主角，这也许是的，但是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弱者，他有着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真理，忠贞不渝，把一切都舍弃了。我总在想，伯伯为后人留下了什么呢！

（一）

1958年8月16日，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下午，司机老赵兴冲冲地告诉我，到南苑机场接伯伯，他从庐山回来了。

那天天气晴朗，从庐山来的飞机很快就飞来了，在我们面前徐徐降落，人们一个一个地从机舱里走出来，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大家不象往常那样互相打招呼，全都默不作声。我看见伯伯了，他穿一身褐色的旧军衣，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包缓缓走着。我赶紧招呼着跑去，伯伯没有作声，拉住我径直走向汽车。

坐在车里伯伯紧紧握着我的 ，一言不发。空气仿佛在车中冻结了，我看看伯伯又看看伯母，不知怎么才好。半天半天，还是伯伯先开口了：“小兔（这是我的小名）考上了大学了吗？”

“考上了第一志愿，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我高兴地告诉他。

一路上，伯伯拉着我的手始终没有松开。我预感到，出事了，庐山发生了什么事。

一到家，伯母把我叫到一边，哭着说：“你伯伯在庐山犯错误了，说他反党……”就从那天起，一种沉重、压抑的气氛突然笼罩了我们的小院，没什么人到家里来了，连我这个一向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走起路来也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什么。伯伯整天趴在桌写呀写呀，有时写完又把纸撕了，背对门一动不动地坐着。在这段时间里，我只记得陈毅伯伯来看过他。那一次，我正想到伯伯办公室里去，一到门口就瞧见陈毅伯伯正在和伯伯交谈，伯伯说：“今后怎么办？自食其力嘛……”我赶紧退了出来。

伯伯有时业出去开会。有一回他震怒了，吼了起来：“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吧！谁是‘军事俱乐部’成员自己出来报名。”几年后他对我说过多次：“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可不能承认，如果要承认，那么你的成员是谁呀？多少同志将蒙受不白之冤，党会受到多大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毁灭自己。”

伯伯在痛苦而严肃的思索，常常写着写着突然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或是到院子里来回踱步时，我就坐在走廊的藤椅上一动不动地默默地看着他。我知道，一块巨大的石头正压在伯伯心上，这块石头太沉重了，压得伯伯这样钢铁般坚强的人都难以喘过气来。

但是，面对巨大的压力，伯伯决不像市井庸人那样觉得大难临头而诚湟诚恐。有一天我听见他在屋里大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干嘛那么紧张，天塌不下来！”

（二）

我和伯伯在一起生活多年了。我的父亲彭荣华，是伯伯的三弟，他和二伯父彭金华很早加入了党，都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湖南解放的时候，吴德峰同志派人找到我们，把我们兄妹几个送到北京。因我是最小的一个，就和伯伯住在一起，上完了小学、中学。眼下，正是伯伯需要我留在身边的时候，我却要远行了。伯伯一个人闷坐着，有时会伸出手指，扳算我还有几天就该离家，去西安上大学了。

心情一沉重，连时光也不愿在这静静地小院里多留，动身的日子转眼就到了。8月24日，也就是我动身前一天，伯伯走进我的小屋，轻轻地问：“东西准备好了吗？”

他看了看我放在一旁准备带走的衣物，说：“我看你的东西不多，就带上我出国用的那个小皮箱吧：”说着就走了出去，不一会提来了一只深黄色的小皮箱，深沉地说：“我出国的时候总带着它。看来，我再也不会出国了，你拿去用吧。”我鼻子一酸，几乎留下了眼泪。伯伯又想了想说：“今天把你从老家带来的南瓜吃了吧。”

吃完南瓜饭，我跟着伯伯走进办公室。要远行千里了，离愁别绪卷起了我心中千层万层的波浪，我正想说许许多多话来安慰伯伯，却不知从何说起。我呆呆地坐在他对面，凝神望着他。几天下来，我发现伯伯的两鬓猛添了几丛白发，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在这一瞬间，我想起的伯伯正在承受的压力，想起他多年来对我慈父一样的关怀，突然一阵难过，泪水涌出了眼眶。

伯伯也在看着我，沉思了一会说：“这次你离家到西安上大学，又是参军，也就是进入社会了，从学习到生活都会有很大变化，也可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你要有思想准备，决不要因为我的问题对党有任何不满。你不要管我的事情，要相信党。”说到这儿，伯伯加重了语气说：“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坚定地信念，在任何情况下，对社会、共产主义不动摇。”停了一下，他又说：“关键在于自己有信心，自己不垮，谁也无法整垮你。到了学院，你要争取入党。”

接着，伯伯又谈起自己的历史，谈起牺牲的战友。也渐渐深了，伯伯谈的心情激动，这是他从庐山回来以后说话最多的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从伯伯的办公室出来，我回到屋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不由的爬起来走到院子里。

伯伯办公室里的灯光还亮着。透过窗帘，我看见伯伯仍然坐在他那张大办公桌前的扶手椅里，面对着窗外沉思，他一动不动，如同一尊花岗岩雕成的石像。

第二天清晨，天刚亮，伯伯就推门进来了，他摸着我的头说：“该走了，不要管我的事，好好学习，注意身体……”我鼻子一酸，泪水在眼眶上直打晃。

伯伯一只手替我提着皮箱，一只手拉着我，把我送到院子门口，他对前来送行的綦秘书说：“请你送她一下吧。”

綦秘书用自行车驮着我的小箱子在前面走。我和伯伯握了握手，泪水就再也忍不住了，嘀嗒嘀嗒直往下掉。我赶紧低下头转身就走，我知道伯伯是不喜欢我哭的。我一边走一边用手绢擦眼泪，走出十几步一回头，伯伯还站在门口向我招手呢。我一扭头又走出好远。

要拐弯了，我又一次回头看看，只见伯伯还站在门口望着。我再也忍不住地哭了，泪水打湿了手绢。

（三）

我来到大学之后，“反右倾运动”也在全国范围内搞起来了。我陷入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中。我从小在党的旗帜下长大，单纯的就像一泓清水，虔诚地看待每一个文件和口号。然而，和伯伯一起度过的岁月使我疑惑，伯伯怎么会反党了？第二年暑假一到，我急忙赶回北京，要向伯伯问个清楚。

这时，伯伯已经移居京郊吴家花园了，当我终于找到这里，要往里走的时候，却被门卫拦住了。我大声说：“我找彭德怀，我是他侄女。”

夏天，窗户都开着，伯伯一听到我的声音，赶紧跑出来了。他只穿了一件汗衫，下摆扎在褐了色的旧军裤你。瞧见是我，他高兴极了，大声地说着什么。

我却一下子惊呆了，分别不到一年，伯伯原先只有稀疏的几许白发，现在几乎满头霜雪，仿佛一下子老了十来岁。伯伯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清楚。

第二天网上，我们就“思想交锋”了，谈不几句，伯伯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东西，递给我说：“你可以看看我写给毛主席的这封信。”说完，点起一支烟等我。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文件中说的“彭德怀意见书”，它又轻又薄，不过几页纸。

等我看完信，伯伯就讲了起来：“我这样写，是作了调查研究，有根据的，我特意到农村去看过。搞‘大兵团作战’、‘深翻土地’，完全不顾实际情况。搞了许多食堂，和中国农村的燃料条件、风俗习惯都不相适应……一些奇怪的口号也提出来了，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不可能的。干事情不能没有条件，不讲条件不是唯物论。”

伯伯又点起了香烟。他在庐山会议以前是不怎么抽烟的，拿他的话说：“这是庐山会议给我带来的坏毛病。在庐山开会，我一天两包都不够。”

伯伯时而深沉，时而激动地阐述了他的观点，讲述了他毅然上书的全过程，一直谈到深夜。我终于明白了，这封信，是伯伯深思熟虑的产物，即使他在庐山上不写，下了庐山也是要写的。

谈着谈着，伯伯的话说得慢了，两道浓眉痛苦的绞在一起。他难道不清楚吗，正是由于这封信，使他壮怀激烈的战士生涯突然中断，他来到寂静的吴家花园，虚掷着宝贵的光阴。然而他的观点没有变，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还在追求什么？

我忍不住地对伯伯说：“你当你的国防部长，干嘛要去管经济问题？”

听了这句话，伯伯猛一下抬起头来，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颤动了，他说：“我怎么能不管呢？我是共产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我看到了不提出来，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伯伯极大地激动了：“我要对人民负责任。我可没你们考虑得那样多，觉得不对的地方，不管是什么问题，都要讲出来，这才是主人翁的态度，不能去想什么个人得失。一个共产党员应该

懂得自己的职责。要不怕罢官，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

坐牢，不怕杀头。我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从我参加革命以后，我就把自己全部交给党和人民了，不单单属于我了。你不是也想做一个共产党员吗？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可不容易哟……”

　　（四）

十年动乱中，伯伯遭受残酷迫害。当党中央为伯伯平反以后，我看到了一份材料，记录了被“专案审查”中的伯伯是如何一身正气，奋力抗争的。

有一次，伯伯被逼供，他愤怒地拍着桌子说：“杀掉头也没有！”“我不想写，我什么也不怕，我要坚持真理。”材料记录着，伯伯“经常在屋里小声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另一份材料，记录于1969年4月，是这样写的：“‘九大’以来，他拿出‘九大’秘书处新闻公报，看主席团名单，扳着手指头数，……流眼泪四次。”４月24日晚，他听到‘九大’闭幕的公报后，“情绪有些反常，在（凌晨）两点钟左右流泪一次，在床上翻来复去，一夜没有睡着。”“在看新闻公报时，主要是看中央委员名单，边看边用手指点，不断摇头叹气。”

这是亲爱的伯伯为党的事业遭到摧残忧心如焚啊！伯伯身陷囹圄，仍然无时不在挂念祖国的建设事业。我面前，摆着伯伯被关押到北京后写给周总理的一封信。

“……记起去年4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二十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多，堆积大渡河南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它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已报告程子华同志和西南局，他们都很重视，当时已移四川省办理。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本不该打扰您，但我不知该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

石穿　　1967年4月24日晚”

“石穿”是伯伯的别号。一看到这个名字，一桩往事就浮现在眼前。

1965年国庆，我又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伯伯亲笔为我修改后非常高兴，一定要我马上去交给党组织，还亲自送我到车站。

走在路上，伯伯突然问道：“知道我为什么取号叫‘石穿’吗？”他告诉我，在他少小离家，寻找真理的日子里，有一次在外遇雨，躲进岩洞，洞顶滴水不止，年长日久，把脚下的石板溅出一个个深深的凹坑。触景生情，“所以我取号‘石穿’，用以自励。”伯伯的意思我明白了，在生活中进取，要百折不挠，滴水穿石。

（五）

1974年11月29日，伯伯终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待我接到通知，急忙赶到的时候，已经晚了，连最后相送一程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写到这里，我的笔不住地颤抖。伯伯，您对人世间的生生死死，从来都是坦然待之的。我还清楚地记得，五十年代的一天傍晚，我陪着您在中南海边散步，您注视着碧波荡漾的湖水，深情地说：“想起牺牲的战友，我们这些人要好好工作。我们死后什么也不要留下，一身清白，就对得起长眠的战友了。”

我在一边连连说：“您在想什么呀，伯伯。”

您笑了，轻松地说：“我托你一件事吧，我死后，你把骨灰装进一个葫芦，放进大海，让我飘洋过海，去看看五大洲的人民。因为我生前忙碌，去不了许多地方了……”

伯伯，我忘不了您在临终前的抱恨。那是1974年10月23日，我和堂兄康白来到您病床前，这时，您已经被折磨得半身瘫痪了。您突然用唯一能动的右手抓住我的手，握得紧紧的，对我们说：“看来，我是不行了。我死后，骨灰是不是能和你们的父亲埋在一起呀？你们的父亲是光荣的烈士，可我……我怕玷污他们呀……”说着，伯伯大滴大滴地淌下了眼泪。

伯伯，您若是能够再活四年该有多好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您平反。消息传来，我顿时泪飞如雨，耳边又响起伯伯在吴家花园对我说的一句话：“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会对我作出正确的结论。”

伯伯，今天我能够告慰您的是，我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作为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在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努力工作着。亲爱的伯伯，为强大起来的祖国祝福吧！

              （原载于1984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